期货配资开户论坛 “西安事变”25年后，杨虎城之子向周总理坦言：有一件事我不甘心

“总理，有句话，我憋在心里很多年了。”1961年12月，一场纪念“西安事变”25周年的招待会刚刚散去，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，眼眶微红，终于对周恩来吐露了心声。周总理温和地看着他，示意他讲下去。杨拯民声音有些颤抖：“多少年来，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期货配资开户论坛，有一件事，我总是不甘心……”

这桩让英雄后代耿耿于怀、意难平了二十多年的心事，根子，其实在一本书上。一本由蒋介石亲自口授、由他的“文胆”陈布雷代笔炮制，后来流毒甚广的《西安半月记》。

要说这事，还得回到1936年那个风雪交加的冬天。事变和平解决，蒋介石安然返回南京，惊魂甫定之余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回“面子”。他把陈布雷叫来，劈头盖脸就是一句指示：写一篇对张、杨的训词。蒋介石特别强调，张学良是“年幼无知”，被利用了，而杨虎城，才是真正的“肇事元凶”。这番定调，充满了政治算计和个人泄愤，为后续的一系列舆论操作埋下了伏笔。

紧接着，蒋介石卧床养伤期间，又给陈布雷派了个更棘手的活儿——代写《西安半月记》。名义上是让世人了解事变经过，实际上，就是要按照他的口径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深明大义、感化叛将的领袖，而将张、杨二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陈布雷当时根本没去西安，手里一丁点材料都没有，只能硬着头皮，靠着蒋介石的口述和几篇日记，在杭州一家旅馆里闭门“创作”。大年三十，万家团圆，他却在房间里绞尽脑汁，为一篇彻头彻尾的伪史耗费心神。这本一万多字的《西安半月记》出炉后，果然被国民党当局当成“权威史料”大肆刊印，一时间洛阳纸贵，颠倒黑白，将一场逼蒋抗日的爱国壮举，歪曲成了个人野心驱动的犯上作乱。

正是这本白纸黑字的书，像一根刺，深深扎在杨家人的心里。父亲杨虎城为国奔走，最终惨遭杀害，连家人都未能幸免，到头来还要背负如此污名。试想一下，这让作为长子的杨拯民如何能够甘心？他所不甘的，不仅仅是家族的荣辱，更是历史真相被肆意践踏的愤懑。

而周恩来，恰恰是那个最理解并始终支持他去拔掉这根刺的人。

其实，早在1946年，也就是“西安事变”十周年之际，延安召开纪念大会，周总理就特意安排杨拯民上台发言。会前，周总理对杨拯民说，自己身份特殊，有些话不好说得太重，让他放开胆子，好好痛骂一下国民党反动派。杨拯民拿出准备好的稿子，周总理看过后，还亲自动笔，帮他加重了一些语气，使其更加犀利。大会上，周总理率先义正辞严地谴责蒋介石，要求释放张、杨两位将军，把全场气氛点燃。随后，杨拯民上台，将十年来的悲愤与不平一吐为快，效果极好。

到了1949年，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夕，杨拯民随代表团抵达北平。周总理设宴款待国民党起义将领，也特意叫上杨拯民作陪。席间，周总理拉着他的手，向傅作义等一众来宾郑重介绍：“这是杨虎城将军的儿子。”宴会后，杨拯民忍不住向总理打听父亲的下落，周总理当即在客厅里大声询问在场的原国民党人士，谁知道杨虎城先生的近况。这份关切，溢于言表，是装不出来的。

不久后，重庆解放，杨虎城将军遇害的噩耗传来。杨拯民悲痛欲绝，第一时间请示周总理。周总理的指示沉重而坚定：“这不是你的私事，是党交给你的任务。要通过办理你父亲的丧事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。”在周总理的亲自关照下，一场声势浩大的公祭活动，从重庆沿江而下，直抵西安，让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

所以，当1961年杨拯民再次提出，应该整理史料，批驳那本颠倒黑白的《西安半月记》时，周总理当场拍板：“你这个意见很好，最好由三方面有关人士组织一个小组，把它搞出来。”他深知，为英雄正名，不仅是对逝者的告慰，更是对历史的负责。

周总理对杨拯民的关怀，远不止于为其父正名。这份情谊，更像是父执，是严师，也是良友。杨拯民一生都记得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场景。那是1937年的西安，他还是个少年，从门缝里偷偷看父亲和“周胡子”谈话。谈完事，周总理看到门口的他，丝毫没有大人物的架子，快步上前亲切地拉着他的手，询问他的情况。那种发自内心的平易近人，让接触过太多国民党达官显贵的杨拯民，心中受到了极大的震撼。他暗下决心：这才是真正伟大的人物，我要跟着这样的人走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杨拯民转业去搞石油。周总理深夜在西花厅接见他，开口便问：“有人说对你的工作安排不合适，是否有此事？”杨拯民坦言自己愿意去一线，不怕艰苦。周总理听后十分欣慰，鼓励他说：“要想做成一件事，还是要吃大苦，耐大劳。”寥寥数语，既是关怀，也是期许。后来，杨拯民在北京开会，晚会上偶遇总理，周总理拉着他，一连串问了好几个关于西北石油的专业问题，问到最后，竟把在一线干了好几年的杨拯民给问住了。杨拯民事后感慨，总理为国家的石油工业，不知倾注了多少心血。

遗憾的是，由于后来的特殊历史时期，由周总理亲自批示的“西安事变”史料整理工作，未能及时开展。但这并未减损周总理在杨拯民心中的分量。1966年春节，杨拯民在天津见到周总理，两人还一起打了乒乓球。那天总理兴致很高，谈起生死，他说：“人，不要怕死，我想，死最好是打仗和敌人拼，一粒子弹结束生命。如果不打仗，那就拼命工作。什么时候消耗完了，就结束生命。”

这番话，仿佛是他一生的写照。对杨拯民而言，周总理的形象，早已超越了一位普通的领导人。正如他晚年在回忆文章里所写：他是我的父执，可是从来不以父辈自居；他是我的良友，他的关怀给我温暖；他是我的严师，教我清清白白做人，老老实实做事。他的高尚品德令我倾心，他的言行典范促我效仿。这段跨越了近四十年的深厚情谊，本身就是对那段风云激荡历史的最好注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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