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9月底，延安。窑洞里的油灯跳动着，一名干部拿着电报，难掩激动地快步走了进来：“主席！大捷！平型关大捷！115师在正面战场配合友军，打了个大胜仗！”毛主席接过电报，脸上却并未立刻浮现出众人期待的喜悦，他沉默片刻股票配资软件，缓缓抬起头，问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冷静下来的问题：“我们的伤亡呢？代价有多大？”
这个问题，像一盆冷水，浇在了所有为胜利欢欣鼓舞的人头上。确实，平型关大捷，这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第一场大仗，也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。消息传开，举国沸腾，一扫淞沪会战以来笼罩在国人心头的阴霾。它用实打实的战绩告诉全国人民，也告诉日本人：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是能打硬仗的，是能打胜仗的！
这一仗，打得确实漂亮。平型关，地处晋东北，两侧高山壁立，中间一条狭窄的古道，是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必经之路，也是天然的伏击场。林彪率领的115师，正是看准了这一点。他们利用漫天大雨作掩护，一夜之间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潜伏到了公路两侧的山地高坡上，像一张蓄势待发的巨网，静静等待着猎物上门。
9月25日清晨，骄横的日军第五师团，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坂垣师团第21旅团，果然大摇大摆地钻了进来。汽车、大车，绵延数里，完全没有意识到死亡的镰刀已经悬在了头顶。随着一声令下，埋伏已久的八路军将士如猛虎下山，枪声、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山谷。日军的行军队形瞬间被打乱，首尾不能相顾。
战斗打得异常惨烈。686团在老爷庙高地与日军反复争夺，刺刀见红；685团则负责关门打狗，封堵日军退路；687团从侧翼猛插，将敌人分割包围。日军的战斗素养确实不低，即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依旧凭借车辆作掩护，拼死反抗。但他们面对的是早已憋着一股劲的八路军，从早上7点打到下午1点，6个多小时的激战，最终以我军全胜告终。
战果是辉煌的。歼敌一千余人，缴获步枪上千支，还有汽车一百多辆，马车两百多辆。这样的战果，在当时的抗日战场上，堪称奇迹。然而，当详细的战报和伤亡数字一同摆在毛主席案头时，他那句“这样的战役不宜再打了”的判断，便显得无比沉重和清醒。因为在这辉煌战果的背后，是我们付出的巨大代价。
我们常说“杀敌一千，自损八百”，但在平型关，这个交换比甚至更糟。我军歼敌一千余，自身伤亡也接近千人。对于家底厚实的日军来说，损失一千人只是九牛一毛；但对于刚刚改编、兵力装备都极其有限的八路军而言，这样的消耗是伤筋动骨的。我们有多少个一千人可以去拼？这是最现实的问题。家底太薄，拼不起。
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，是造成我军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。当时，战士们手里拿的很多还是“老套筒”和汉阳造，弹药更是要按颗计算。为了对付日军的汽车轮子，战士们甚至想出了一个土办法：连夜从老乡家里收集来上百把铡草用的铡刀，刀刃朝上埋在路面的浅沟里。不得不说，这是何等的智慧，又是何等的无奈！战斗中，就连炊事班都扛着扁担冲了上去。这种精神可嘉，但背后折射出的，是装备的极度匮g乏。
更有甚者，是日军的残暴与顽固，让我军付出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。我军有优待俘虏的传统，但初期的日军深受武士道精神毒害，根本不吃这一套。战场上，我们的战士向受伤的日军喊话劝降，换来的却是对方的冷枪。有一位营长，好心背起一个奄奄一息的日本伤兵准备送去救治，结果对方缓过劲来，一口咬掉了他的耳朵。还有一位通信员，在打扫战场时为一名日军伤兵包扎，却被对方反手一刀刺入腹部。面对这样毫无人性的敌人，任何善意和常规的战场规则，都成了致命的陷阱。
所以，毛主席的判断，并非否定平型关大捷的伟大意义，而是在狂热的胜利氛围中，保持着一份惊人的战略冷静。他看到的，不只是一场战斗的胜负，而是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局。他深刻地认识到，以我军之劣势装备和有限兵力，去和日军打这种硬碰硬的阵地战、消耗战，是极不明智的。这无异于以卵击石。
这一仗，打醒了很多人，也为我党我军的抗战方针提供了最宝贵的实践论证。此战之后，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迅速调整，从集中兵力打大仗，转向了“以游击战为主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”的正确轨道。主力部队化整为零，深入敌后，建立根据地，发动群众，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。这才是最适合我们、也最让敌人头疼的战法。
平型关一战，作为八路军出师抗日的“见面礼”，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和威风，其政治意义和精神价值，远大于军事价值本身。但那一千多名牺牲和负伤的将士，也用鲜血换来了一个无比深刻的教训：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，保存自己、消耗敌人，才是走向最终胜利的根本之道。一场战术上的完胜，换来了战略上的清醒，这或许才是平型关大捷背后，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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